就在创办香港大学时期，英国军队自动撤出占据了好多年的九龙城寨，而将其恢复为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地方。九龙城寨变成了“三不管”地带，自然被黑社会所控制，很快成为色情、赌博和毒品的聚集地。于是，香港社会自然形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就是港大、中大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为高贵的一面；另一个就是九龙城寨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为堕落的一面。而在这两种生活图景的背后，不言而喻隐含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强烈对比。香港华人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哪一种文明，在港英政府提供的这两个活生生的文明标本面前不是一清二楚吗？因此，从文明征服的效果看，九龙城寨发挥了不亚于香港大学的作用。
*文章节选自《中国香港》（强世功 著 三联书店2014-8）第三章，有删节1860年，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的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对此，法国作家雨果公开予以愤怒谴责：“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是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事隔三十年后，中英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获得新界99年租期，但其中明确规定九龙城内驻扎的中国官员可在城内各司其职，“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从此，九龙城寨一直作为中国人管辖的领土保留在香港殖民地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1899年5月15日，英国政府以九龙城寨内的清朝军队妨碍武备为由，派出英国皇家韦尔斯火枪队及香港志愿队几百名士兵进攻九龙寨，虽然遇到了清兵和平民的激烈抵抗，但只被殖民者视为“一头暴怒而爱国的水牛”的抵抗而已。经过一天激战，清兵战败，百多名平民被驱逐出来。5月22日，总理衙门向英国外交部抗议英国出兵九龙城的行动违反条约内容，要求英国撤军。但英国毫不理会，不但派军长驻九龙城寨，甚至通过英国枢密院，单方面颁布了新界敕令，宣布九龙城寨是女王陛下殖民地的组成部分，并在港英政府宪报上刊布，从而将租借地变成了永久的殖民地。1900年李鸿章赴广州就任两广总督途经香港与港督交涉九龙城寨的主权问题，但依然没有结果。然而，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国政府最后放弃了占领九龙城寨，只是将掳掠到的两扇城寨大门，作为战利品摆在大英博物馆。九龙城寨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又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
为什么英军不继续占领九龙城寨?为什么英国人要在自己的殖民地中保留这块中国人自己治理的地方?为什么英国人在清政府抗议中占领九龙城寨，反而在清政府瓦解了，中国陷入内战、无人关心九龙城寨的情况下，主动撤离城寨，留给中国人自己治理呢?如果与火烧圆明园相比，前后不过四十年时间，大英帝国怎么就一下子从烧杀抢掠的强盗，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搜寻历史资料，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不过，从时间上推算，港英政府主动撤出九龙城寨大约是在港督卢押（Frederick Lugard）任上，此公是大英帝国担任殖民地总督中最具眼光的政治家，不仅著有阐述殖民治理精髓的专著，而且就在港英政府撤出九龙城寨前后，创办了香港大学。从1842年占领香港以来，英国政府只是把香港作为帝国通过商业贸易汲取中国财富的基地，并没有打算治理香港，因此港英政府对推动香港教育没有任何兴趣。零星的教育是由教会作为传教的手段而组织的。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风雨飘摇，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刻西方的政治家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谁将取得对中国的统治权?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意味着统治阶层失去了吸纳社会精英的渠道，而且意味着中国文化和文明失去了传承的机制。西方政治家很清楚，谁抓住了中国的教育，就抓住了中国未来的精英；谁抓住了中国的精英，就抓住了对未来中国的统治权。在这方面，日本可谓捷足先登，尤其甲午战后日本成为后发达国家崛起的样板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大批中国精英留学日本，而日本人也纷纷进入北京、天津和东北开办新式学堂，他们首抓法律学堂、军事学堂和警察学堂，把精力集中在培养政治精英上。日本一举吞并中国的野心让美国人坐不住了，于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的部分钱创办了清华大学。今天我们说起清华大学都要感谢美国人的善举，可这钱本来就是中国人的，更何况这善举背后包藏着帝国的野心。面对日本和美国这些后起帝国的野心，老牌的大英帝国虽然显得有些迟钝和落后，但毕竟明白问题的重要性。1905年12月15日的《中国邮报》的社论标题就是“在香港设立一所帝国大学”。社论概述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比较了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消长后指出：日本政府正花费巨额金钱，在中国传播它的思想和扩充影响力，并确保它的投资所值。在此点上，日本人是够聪明的。远在日俄战争之前，甚至在战事期间，日本已在中国各地布置好了它的文化传播者。战后，这些传播者数量必更大增。究竟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什么?就是现代教育。日本在中国的教师甚多，在北京他们更在学校和大学里控制了重要的职位。……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缺乏一个广泛的制度，和向这一目标迈进的明确工作方针。……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影响之中心与泉地的香港，在教育中国人方面又怎样?……香港所需要的是一所大学。……在香港设立大学，会成为一项帝国的投资，对于英国的繁荣来说，为此目标使用一笔公费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说的：“20世纪的远东是属于日本的。”
三天之后，《中国邮报》在社论中继续鼓吹建立香港大学这项“国家投资”，把从事大学教育的人看作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小军队，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也就是买办阶层。这样的思想无疑激励着身负帝国使命的第十四任港督卢押，他在1907年走马上任后就寻找机会建立香港大学，并获得英商大资本家的积极支持。比如靠鸦片贸易起家的太古洋行就积极捐钱，其董事Scott在信函中明确写道：“该计划会培养出合适的中国人……反之，在中国中心建立一所英国大学，可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控制……香港的计划，应该得到全国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和商家的强力支持。”也正是这家太古洋行，在香港回归过程中带头鼓动英资撤离香港，并积极支持彭定康的帝国撤退计划，不过其商业帝国也因撤资香港损失惨重。得到了英资财团的支持，也得到希望沟通中西的华人资本家的支持，卢押终于如愿以偿。1911年香港大学奠基，卢押在奠基礼上自豪地宣布：“只要大英帝国一日代表帝国公理（imperial justice），只要它的目标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及其属地的邻近国家的人民（指中国内地。——引者），它便会不断繁荣昌盛。……历史会记载说：大英帝国的建立，是基于比领土扩张或国势增长更高的理想。……当后世史学家评价东方世界发展时，他们会指着在地图上只有一粒尘埃的本殖民地，形容它是一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中心，它的影响力深刻地改变了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一个国家。”第二年，香港大学正式开办，卢押在开幕礼的演讲中阐明了港大的两个宗旨：一是“为中国而立”，即让中国求学西方的人免受远涉重洋、背井离乡之苦；二是“沟通中西文化”。如果比较卢押的两次演说，第一次是对英资捐款人说的，所以赤裸裸地宣扬帝国的政治理想；第二次是对港大的教授和学生说的，自然要讲文化交流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在演讲中，他也隐讳地讲道：“如果这间大学依照它的创办者所订下的正确方向发展，我怀疑在出席今次盛会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深切了解到我们现在展开的工作怎样重要；这间大学可能亦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以及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香港大学创立这一年，共和政制也在中国开始奠基。1911年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紧接着就是五四启蒙救亡运动，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展开，反英、反帝运动风起云涌，港大“为中国而立”的目标彻底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港大校长康宁（Hornell）在给香港商会的信函中指出：“英国要在中国改善地位，就只有从文化上认识中国。我们必须在中国有一所大学以研究中国及中国的一切……假如香港大学不能负起这个使命，倒不如将之关闭。”港大由此变成了英国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基地。1927年港大设立了中文系，其目的除了研究中国，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动古典文学和儒学教育，“冲淡由新文化及五四运动所引起的近代中国民族意识”。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大英帝国意识到港大作为对中国进行文化扩张的基地已经失去了意义。而此时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港大的目标开始转移到“为香港社会服务”。一所试图面向全中国的帝国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香港大学”，但这并没有改变大英帝国的殖民使命。在1950年的《琼斯和亚当斯报告》（Jones & Adams Report）中，明确提出大学的职责就是培养优秀的本地人参与殖民统治：“香港大学与马来亚大学……是民族关系搞得异常成功的两个中心；它们所教育的青年，将成为当地社会的领袖人物。”正是通过香港大学的培养和教育，使得香港本地华人能够接受英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观，成为地地道道的“小英国人”。用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最得力的Macaulay勋爵的名言来说：“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培养一个特殊阶级，使之成为我们（英国政府）及治下广大子民的传译者，这个阶级，有印度人的血统、印度人的肤色，但有英国人的嗜好，英国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这也就是香港大学的政治功能所在，只有这样培养出的华人精英，才能被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参与到殖民统治中，成为统治精英的一部分，共同“搞好民族关系”。由于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其发展趋势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究竟采取中文教育，还是英文教育，不是世界商业用语采用英文还是中文的技术性问题，而是香港的文化主导权掌握在中国人还是英国人手中的问题，是香港的主权归属于中国还是英国的根本问题，因为语言是精神的家园，是建构心灵世界和主体意义最重要的工具。这样的问题在1949年之后变得更加尖锐。当时，由于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正统，钱穆、唐君毅等大批传统知识分子涌入香港，他们心怀“为故国招魂”的文明使命，把香港作为保存中国文化命脉的基地。1949年，他们创办了香港新亚书院，随后又产生了崇基书院、联合书院、香江书院、珠海书院和浸会书院等，并提出要在香港建立以中文为媒介的大学。这样的设想在当时引起了关于英文大学与中文大学的争论。香港大学教育系的英国教授专门撰文指出，除了港大，香港已经不再需要另一所大学，因此反对设立中文大学。这立刻引起香港几家中文学院的批评。钱穆等人联合投报反驳，认为香港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居于领导东南亚文化的地位，香港理应创立中文大学。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在香港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阐述了复兴儒学的思想。面对中文教育的发展需求，港英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对财政和学位的控制，压制中文教育，非但不给这些中文教育提供财政支持，而且不承认这些学院和学校的学历和学位。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开始大力强化小学和中学的英文教育。但港英政府很快意识到，对香港人灌输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香港华人的服从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将香港人与内地马克思主义文化隔离开来，使其成为抵制内地政治影响的文化武器。正因为如此，港英政府初期断然拒绝了钱穆等人申请财政支持的要求，后来竟然推动新亚书院等几个中文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10月17日，新亚书院与其他两所私立学校崇基、联合正式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在钱穆的坚持下，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被翻译为“香港中文大学”，其用意明显是想通过汉语语言来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然而，港英政府推动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香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控制中文教育。在港英政府的操纵下，英文成为中文大学的授课语言，由此，“中文大学”变成了假象，变成了“香港华人大学”（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其实不过是第二所香港大学而已。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两年之后，钱穆辞去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郁郁赴台，最终都没有详细解释离开自己付出心血的中文大学的缘由。
1949年，钱穆在深水埗桂林街草创新亚书院
香港中文大学的悲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试图在西方文化传统，尤其在自由主义思想的脉络中发展儒学，把儒学发展为心性之学，以期实现儒学与世界接轨，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及新中国理解为儒学的政治敌人，并试图在香港和台湾保留并传播儒学。这种思路本身就抹杀了儒学的文明性格及其政治性，而这种文明性格必须借助强有力的政治实体才能展现出来。正如新教之于英美帝国、东正教之于俄罗斯—苏联帝国、天主教之于幻想中的拉丁帝国一样，儒学离开中国大陆的政治实体，最终只能走向没落、消亡的道路。儒学的政治性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问题意识展现出来，其根本在于捍卫使自身文明性格得以展现出来的政治实体的正当性。因此，在儒学的发展问题上，不仅是新中国如何吸纳儒学的问题，关键是儒学如何思考并吸纳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中的现代性问题，这才是儒学新与旧的区别所在。就当时的香港而言，儒学的政治性就在于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的文化主导权问题，儒学与中国人的生活是通过中文联系在一起的，而香港教育的本质是要彻底消除中文。正因为忽略了儒学的政治性，新儒学在港英政府推行英文主导的殖民教育面前失去了批判力，反而成为港英政府用来抵制内地政治文化力量的工具。尽管新儒家知识分子在香港精英阶层中施行儒学教育的努力失败了，但香港的中文教育反而在左派基层的爱国学校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推广。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年轻一代大学生对香港殖民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掀起了“认识祖国，关心社会”的运动。无论是认同新中国的“国粹派”，还是对新中国采取批判立场的“社会派”，都推动了香港社会的中文认同，并推动了1970年代的“法定中文语言”的运动，迫使港英政府将中文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这就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切构成了香港回归之前文化斗争的基本格局。从香港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局势的变化导致大英帝国统治香港的策略发生根本的变化，即从军事和经济的统治转向了文化的统治。这种统治思路转变的制度枢纽就是港督卢押所概括的“间接统治”，其要旨就是培养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国人”）。而要让华人精英接受并认同英国文化或西方文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英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塑造为高等文明，而将中国文明贬低为劣等文明，将中华民族贬低为劣等民族或野蛮民族，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根本问题意识所在。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帕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和帕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您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就是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圆明园。这种描述延续了18世纪以来西方启蒙知识分子对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向往。如果说，西方文明在其他殖民地所向披靡，唯在中国受到强烈抵制，因为中国文明的辉煌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在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因此，如何高扬西方文明，同时贬低中国文明，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潜在的主题。我们暂且不考虑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下的东方“黄祸”形象，就是在孟德斯鸠、洛克、亚当·斯密、黑格尔等等这些启蒙思想家的笔下，中国文明也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被建构出来，从而被描绘成专制、野蛮、落后、封闭的形象，与西方的现代文明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大英帝国无疑要在中国担负起传播西方文明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创办殖民地大学来传播西方文明不过属于大英帝国公开的政治教诲。然而，就帝国的政治使命而言，除了这些公开教诲，我相信还有一些不可以公开的隐秘的政治教诲。比如说在港英政府的政治游戏中，政治部的功能是众所周知的，但香港会（Hong Kong Club）和香港马会究竟意味着什么?香港华人精英出入这些场所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出入这些场所?港英政府在公务员队伍中为什么着力培养华人女性公务员?它与英国政治本身有着怎样的联系?港英政府训练和擢升华人公务员的政治秘诀是什么?所有这一切真正支配着香港政治，也支配着帝国的殖民统治。这属于不可以公开的、只有内部人自己才可以明白的政治教诲。我怀疑，九龙城寨就属于这种不可以公开的政治教诲的一部分。就在创办香港大学时期，英国军队自动撤出占据了好多年的九龙城寨，而将其恢复为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地方。此时，由于内地处于革命、内战阶段，没有一个政府理会九龙城寨，整个城寨一直保持着大清王朝的招牌和风俗习惯，似乎变成了传统中国的活标本。然而，由于九龙城寨变成了“三不管”地带，自然被黑社会所控制，很快成为色情、赌博和毒品的聚集地。总之，一切人类道德信念所鄙视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合法地存在。于是，香港社会自然形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就是港大、中大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为高贵的一面；另一个就是九龙城寨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为堕落的一面。而在这两种生活图景的背后，不言而喻隐含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强烈对比。香港华人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哪一种文明，在港英政府提供的这两个活生生的文明标本面前不是一清二楚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儒家复兴的儒学最终远离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变成港大、中大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英文大学中的文化点缀，成为西方文明所标榜的文化多元的点缀。电影《追龙》剧照
因此，从文明征服的效果看，九龙城寨发挥了不亚于香港大学的作用。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火烧圆明园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这把大火摧毁的不是简单的人类艺术珍品，而是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钦慕和赞叹之情，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传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不看到雨果的文字，谁能想象出圆明园在人类文化艺术成就中代表了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怎样的文明辉煌。然而，看看我们今天的流行话语：提到巴黎圣母院、伦敦的白金汉宫，自然将其推崇为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可提到长城、故宫和颐和园，不总要归结为君主统治下的劳民伤财及奢侈的宫廷生活吗?政治的力量在于文明，文明的力量在于人心，人心的向背在于教化。因此，教育才是最高境界的政治艺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政治。……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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